陈卫星：从漂浮的能指到符号的资本 ——论符号学的方法论演变

从漂浮的能指到符号的资本

——论符号学的方法论演变

陈卫星

摘  要：从索绪尔的语言学革命开始，由符号差异产生意义的符号学方法论经历了整个人文学科的语言学转向的狂欢。今天的人们面对越来越丰富多彩的符号世界，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把语言现象看作一种符号权力的载体，社会学与语言学的连接由此转化为符号学方法论的递进。

关键词：符号，差异，权力

一般认为，法语的符号学（sémiologie）这一专有名词的原创来自法国词典学家、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埃米尔·利特雷（ÉmileMaximilien Paul Littré，1801—1881）。作为研究符号（signes，亦被译为记号）的科学，最初的意义是指在医学上研究症候（symptômes），即表现为各种症状的临床符号。在经验性的观察中，症状学发现这些可见的症状与人体机能失调相关，联系着人体器官病变。“符号”从专业知识系统最初的结构成分延续至今，对“符号”的识别和判断仍然是临床医学实践中最重要的内容。

符号学在后来的蔚为大观，乃至在半个世纪前成为全球人文学科的领航学科之一，这显然与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创造性挪用分不开。正是在其著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当中，符号学逐渐被定义为一种从符号开始研究传播的系统科学，“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sémiologie，来自希腊语semeion‘符号’）”[1]，从而把对语言的本质研究扩展到研究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的共有特征。

在法语语境的符号学发展中，符号学又可以分为传播符号学和意义符号学，前者包括语言在内的具有传播功能的符号结构，如从广告海报到交通标识，实际上包括所有社会运行的编码系统。在这个意义上说，传播学研究范围的泛化乃至突破学科范围的瓶颈，符号学的介入具有不能低估的意义。因为，所有在人的行为如仪式、程序、景观环境中具有实体特征的姿势、声音、外在空间和行为方式的对象性标识都成为符号学的研究对象。而意义符号学则伴随着大众文化的普遍化，聚焦一种共同文化的语言学阐释来分享、解析所有再现体系的能指的力量。戏剧、艺术、影视、漫画、演出、广告和今天无所不在的新兴媒体文化等创造性活动的表现性元素，都可以被意义符号学从系统、结构、符码等角度来进行语言分析。

有史以来，人们的生活实践和生产实践就包含着创造和使用符号来进行相互认知，来把握外界并产生互动，由此产生与传播相关的问题如信息、语言、符码、常规、再现、阐释、意义、支配、行动、互动、调解的置换。今天的人们面对着无所遁逃的信息传播，即有意无意地产生越来越相互交叉的传播主体之间的关系性行为，使各种相关主体在信息的关系（事件、行为、背景）维度上不停地谈判和协商。“如果我们把符号学作为新闻传播学的领头羊，至关重要的无疑是领会‘语言学转向’，但同时也很重要的是要找到出口。有节制地消费这一范式。”[2]换句话说，当人们从语言学转向中找到新的认知世界的方法论时，很快发现语言中心论的局限，萌生用新的方法论来予以完善的焦虑。

如果像罗兰·巴尔特那样认为语言学包括符号学，认为只有得到命名的事物才是有意义的，就不得不面对符号学的方法论断裂：从能指的角度来说，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所提出的符号分类在根本上质疑是否可以用一种同质化的方式来命名事物；从所指的角度而言，语用学的逻辑更强调一种陈述（énoncé）的意义建构无法回避陈述行为（énonciation）的环境要素的支撑和支持功效。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对索绪尔的符号学产生方法论的质疑。一方面，如果仅仅是从语言学出发，把各种混杂的信息种类作为一种逻各斯或一种语言理性的分析对象，难免把产生事物的逻辑与事物的逻辑本身相混淆，成为一种封闭性质的同语反复。另一方面，仅仅关注语言文本的解码，容易把所有事物看作是一种语言活动的结果。此外还有第三种意见，一个符号并不意味着它在表面上所代表或所关联的事物——对一种表意符号的符号学分析，最终可能需要语言符号学和其它学术方法的结合。

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显然最后一点可能最为重要，因为这体现出结构主义之后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发展趋势，从而让我们在语言学和社会学之间进行连接（articulation），有力地把握语言表述与社会现实的关系，阻遏意义消费对意义生产的吞噬，阻击那些有意无意地通过符号应用来弱化、淡化甚至迷失语言与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倾向。

正是从上述推论和假设出发，从结构主义时代的语言符号学开始，人们对符号学的方法论更新不能回避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后来提出的反思社会学以及符号权力的生成和应用。

当年符号学的风生水起，起点之处有一种学科跨越的创新勇气；今天符号学研究的学术创新，仍然需要打破学科的画地为牢，把静态的符号指称分析延伸到动态的主体结构分析，以便能够产生越来越多的符号学介入或嵌入的可能性，为符号学的发展寻求新的视野与动力。这是本文探讨符号学方法论更新性转向的预设逻辑。

一、符号差异的由来

作为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之一，索绪尔认为符号学的主要对象“是以符号任意性为基础的全体系统。”[3]因为在他对符号的分类中，存在着两类符号，即以任意性为特征的符号（Signe）和以理据性为特征的象征（Symbole）。这与另一个符号学创始人，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的符号分类有所不同，后者把符号主要分为具有临近性特征的指示符号（Index）、具有相似性特征的肖似符号（Icon）和具有任意性特征的象征符号（Symbol）。显然，皮尔斯的Symbol等于索绪尔的Signe，两人都把任意符号作为符号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在索绪尔看来，符号保持了能指和所指的关系的自然性，从而让语言本身成为一种具有内部秩序的形式系统。“索绪尔的主要使命是确立记号的任意性，证明语言作为一个价值系统，既不是凭借内容亦非凭借经验，而是凭借纯粹的差异建立起来的。”[4]

作为一种方法论，索绪尔的语言学所指称的语言本身是封闭的，符号本身并不创造任何一个事物，而只能增补一个有声音意象（能指）的概念（所指），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性的。因为“完全任意的符号比其它符号更能实现符号方式的理想；这就是为什么语言这种最复杂、最广泛的表达系统，同时也是最富有特点的表达系统。”[5]每个所指符号所对应的经验层面的事情和事件越来越少，反而在结构意义上产生相对立或相区别的关系。无论是皮尔斯还是索绪尔，符号学的第 44 38841 44 17324 0 0 5016 0 0:00:07 0:00:03 0:00:04 5015一个姿态就是搁置现实或悬置参照物（référent）而编织出符码或一个能指结构。

随着皮尔斯的符号学概念的推广，开始提出一种在语言学摇篮之外开放的另一种能指体系：肖似符号（icone，亦被译为像符）, 指示符号（indice，亦被译为指符），既不能被简单的纳入语言学的词语分析范围，也与能指和所指的区分不兼容。由此对能指逻辑本身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能指如何纳入指示符号的功能？那些刺激性的、痕迹性的感知和情绪能否成为符号学的合理构成？

从更大的范围来考察，人们如何在符号域和生态域以及文化和自然之间平衡符号学的文化差异？索绪尔意义上的一个符码或一个所指，习惯于把关系界定在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皮尔斯的符号学系统囊括了很多自然现象的编码和解码，包括一个环境、一种解读常规或建构阐释者的符码。通过符号、对象和阐释者的三元关系的确立，在一种相对单项（向）性质的信息传播中，对信息的回应是可以被归纳的。在皮尔斯的符号学所展示的开放的信息世界中，由于同时存在着对符号的关系和对对象的关系，信息的回荡、回应和回旋是不可控的。由此产生的符号差异可以成为一种动态结构，对象的日新月异驱动着符号的无限生成，从而标志着阐释者的千差万别。这样的符号学认知结构几乎可以是今天新兴媒体时代的信息框架，并再次印证符号学的认知功能其实是源于人类学所提示的交换过程。

作为结构主义理论的主要创始人，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首先开创在人类学和结构主义理论基础上运用符号学原理的先例。从人类学的考察出发，婚姻基础上的亲属制度有较大的社会内涵，它不仅包括合作群体的组织，而且也包括权利、财产、知识、传统观念和期望的传递，它在个人和群体之间形成传播，信息被纳入符码化的过程。在1958年出版的《结构人类学》一书中，列维-斯特劳斯对此予以总结：“不要把社会或文化简化成语言，我们可以引发这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豪德里柯特与格拉奈这样认为）。就是根据一种传播理论来阐释整个社会。从今天开始，这种尝试在三个水平上是可行的：因为亲缘规则和婚礼可以保证在群体之间交流妇女，这如同经济规则可以保证物质资料和服务的交换。而语言学规则则保证信息的交换。”他认为，这三种传播形式同时表明三者之间的交换性关系，比如婚姻关系伴随着经济上的给予，而语言可以在所有水平上干预，这就为在这三者之间寻找同质性提供了合法的理由。[6]

在人类学中所提示的交换过程中，交换不是自然的，也不仅仅是物质的或物理的，而是一种使用过程中的符号功能，所有的社会运行要依从符号转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符码先于信息，因为信息不是一种经验的表达，而是在经验的差异化过程中使用符码的可能性和限制。那么，如何处置那些新事物的编码？因为在符码的实践性应用中，显然存在着固定的惯例、礼仪和习俗。而信息要产生一种新的意义，就需要生成一个尚未被符码预见到并予以包容的信息。其结果是，能指的使用越来越趋于所指的不充分。因为每个信息发出者所感知的或意识到的与他人的信息的差异，使得能指的膨胀成为一种信息竞争的符号学特征。

既然是一种向其他人展示的未知的、新的和神秘的信息，那么吸收异质要素的努力旨在给无意识以意义，意义就来自于无意义，因为能指的充斥带来相互的抵消，即“象征价值零度。”在人类学的语境中，人把握能指的能力往往超过对所指的寻觅。这就是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漂浮的能指”（signifiant flottant）。[7]这种人类学的拟态在今天的新兴媒体的常态化实践应用中，已经被证明是标志信息权力转移的基本参数。从语境参数的变化来看，西方语境的学术左派借用这个概念来为想象的社会抗争和街头的公民运动杨威壮胆；而在非西方的语境中，这一概念更是借助新兴媒体的灵活身段来演绎不断翻新的符号游击战。总之，在事物的真实关系中，人们不停地抽取和加热符码、常规和阐释系统，通过一种媒介化的操作方式来维持从事件到神话的符号学传播机制。

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速，信息传播的自发性和自治性具有技术上的可操作性，能指的外在性不但成为新常态，而且具有双重意义。一个意义是寻求、建构或维持共同体式的话语竞争，从而把符号学与政治效果挂钩。一个意义是个人经验的个性叙事，使得能指的较量通过对已有神话的祛魅而力图使活的经验被陈列为新的神话。品牌神话的物化效果已经不再是批判的对象，而是虚拟化存在的标志和隐隐约约的话语憧憬，虽然品牌周期可能更短，但其样式、内涵和品质都因为更加丰富多彩而自由奔放。这在审美心理上是一种精神解脱，在信息格局中是一种空间分割，在娱乐状态中是一种游戏机制。为什么传统媒体需要周期性的改版，因为任何事物一旦形成常规，无疑会异化它的自发性或它的本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双微（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确有理由为延续信息的大众化而感到自豪。

二、符号权力的姿态

当符号学家还在津津乐道于文本分析的内部循环时，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法国学者德布雷在《普通媒介学教程》当中指出，符号学的应用不是将符号学从属于社会心理学，“而符号学的实际应用却走上相反的道路。这些应用将社会生活转移到符号中间，使社会心理学成为语言学的一个附属。被符号化的世界是一个静止的、微薄的和苍白的世界，在同步切面的无时间性当中漂浮着语言的幻影和语义的幽灵，所有都事先按照‘二元格式’重新誊写。这样一来，什么都可以成为能指系统，所有社会历史实践向语言规则的转变都变成一个游戏。”[8]媒介学的观点强调一定历史时期的信息技术对当时的传播方式的影响，当然不认同一种超越社会行动主体的文本主义的参照物幻觉来安排客观世界的信息序列。

作者与德布雷在一起，2010年，北京

与此同时，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也开始挑战符号学的理想：“‘纯粹’语言学秩序的自主性是一个幻觉，这种语言学秩序的确定是通过赋予语言的内在逻辑以特权才得以实现的，但同时这一做法付出的代价是忽视了语言的社会使用方面的社会条件与相关因素，这种做法为后来的许多理论开了先例，这些理论的思路都好像是说：一个人一旦掌握了语言的规则，就足以赋予他一种能力，使他可以在实践中操持一种社会上视为得体的语言。”[9]布尔迪厄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不同意见，是因为他认为符号学赋予语言的共时性的、结构的或内在的视角优先性，无疑是淡化或掩盖了影响或支配语言活动的其他要素，如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等等。

布尔迪厄要建构的“实践理性”，实际上是力图把所有的实践都分析为物质利润或象征利益的最大化。只要社会主体的实践行为被纳入社会范畴，就不可能不考虑人们对实践主体的评价和主体的自我反思。当人们在使用语言技术对现实进行区分并予以说明时，就是一种统摄现实的规范能力的显现，这种语言实践的受众效果其实源于言说者本人的社会身份和专业资质：“语言技能并非一种简单的技术能力，而是一种规范能力。这就意味着并非所有的语言说法都是同样可以接受的，并非所有的言说者都是平等的。”[10]该论并没有主张阶级斗争，但完全意识到社会差异所带来的话语差异的效果，可以说，布尔迪厄的学术挑战的成功源于他在理论方法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解读。

英国著名左翼学者伊格尔顿对此耿耿于怀：“在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明确表示怀疑的同时，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掠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提出了像‘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这样的概念。”[11]符号资本化或资本符号化不仅表达布尔迪厄的激进社会学的批判观点，同时也是当时和后来的史实所证明的一种资本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制度路径。按照美国学者戴维·斯沃茨的分析，布尔迪厄采取了两个基本步骤，第一是把经济利益的观点拓展到表面上看来是非经济的商品和服务，第二是把资本概念扩展到所有的权力形式，包括物质的、文化的、社会的还是符号的。个体与群体凭借各种文化的、社会的、符号的资源维持或改进其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12]资源的性质和资源的评估是由资源被纳入的权力场域来定价的：“权力场域所包含的每一个场域都是按照与它相对应的结构组织起来的，在这些场域的一个极点上分布着经济上（或者世俗上）处于支配性，文化上处于被支配性的位置，另一个极点则分布着文化方面处于支配性，经济方面处于被支配性的位置。”[13]场域的定位逻辑和转换逻辑逐渐成为社会权力再分配的基本配置。

布尔迪厄首先尊重索绪尔的符号差异观，认为符号过程和符号逻辑通过语言的二元对立来确立“差异与差异的偏离的逻辑”。[14]由此建立的符号系统通过排除与包含的逻辑产生出意义。在索绪尔看来，对立关系只存在于语言当中；而对布尔迪厄来说，意义不是从符号本身的内在特征获取，而是来自它们的对立关系，但这个关系要被纳入其场域理论的整体框架。任何一种社会化的语言实践的受众效果，并不仅仅指望传播者的主观态度，而传播行为的社会场域的权力配重对受众效果更有影响力。当然，今天在评估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时，我们不得不看到，新兴媒体的技术创新使得场域本身出现越来越灵活和越来越自治的局面。比如说，今天任何一个有知性水准的受众，面对着信息差异和信息冲突的信息流，他要获取的信息的意义就来自于这些信息之间的博弈过程。与其说不同的传播者有不同的受众，不如说是不同的传播者本身携带着不同的符号权力：“语言的权力关系绝不能仅凭现存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予以界定。不同能动者的重要性还依赖于他们的象征性资本——即他们从群体中所获得的认可，无论这种认可是否已经制度化了。”[15]语言权力的受众效果要取决于语言主体的影响力的社会认证。

而媒介学对我们的提示恰恰说明，一旦人类历史进入一个信息技术更新换代的时期，总的历史趋势是信息权力的稀释，即人们从上个世纪末期就开始如痴如醉的新兴媒体的节点化和去中心化。值得提醒的是，非宏大叙事的千姿百态并不意味着管制的终结，而不过是制度管控或调节的场域逻辑的延伸和扩大。

布尔迪厄是个一生致力于学科创新的学术活动家，对权力和统治的概念有天然的敏感，他提出的资本概念源于更广大的社会范围中可以验证的与权力资源相关的劳动类型，从而显示出不同的权力资源背景下的资本积累过程和资本转换逻辑，实际上是社会行动者维护和强化其社会地位的根本所在。在他看来，对词语表达的传播效果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学层面上，更不能忽略语言符号的象征权力生成机制。

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词语所产生的象征权力的生产必须要通过一个象征交换过程，即被认同的过程。“符号权力通过陈述某个给予之物来构成它，通过影响世界的表象来影响世界。这种权力并不处于以‘以言行事的力量’为表现形式的‘符号系统’中，而是在一种确定的关系中被这种关系所确定。这种关系创造了人们对言辞的合法性以及说出这种言辞的人的合法性的信念，而且，它正常运作的条件就是那些承受这种权力的人要认可那些施展权力的人。”[16]这种符号权力的自然化过程是产生符号权力的根本法则。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有史以来的社会群体的利益竞争，无不是从符号权力的崛起开始。无论是口头话语的突破，还是民间话语的逃亡，抑或是各种媒体技术（平面或电子）的大众化过程中的自主性实践，直到自媒体的方兴未艾……

结语

今天的人们正在经历或经受信息革命对人们的观念颠覆，符号的日新月异，不仅仅是人们视野的扩大，信息敏感的倍增，同时也是自我意识的强化和与此相伴的主体认同的危机。主体的符号化必然产生的符号的主体化，两者的相互交融在新兴媒体的虚拟世界和多维空间当中展开，符号差异的游戏性竞争和符号权力的分解或构成是同时进行的。

半个多世纪前，结构主义符号学通过方法论的更新和批判意识的明确，逐步确立了自身的学术合法性。今天，我们面对一个越来越被聚焦于信息和传播的世界，这个世界在满足信息需求的同时，也造就了符号学的危机：因为在过于丰裕的信息环境中，人不可能再满足于一个文本主义的范式。“从动词时态、陈述结构、逻辑程式等文本特点出发（因为缺乏对人的记录，它只能在文本自身找寻文本的权威）。科学的世界观就是最终在假想中强行建立了普遍信仰的世界。”[17]布尔迪厄的这一反讽式表达其实在本质上是符号学的，即任何文本符号的使命无不是在符号的价值延伸中显示或找到一种信任或信仰的落脚点。无论是从索绪尔的语言学指称出发，还是从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出发，人们总是力图把行为逻辑与象征资源挂钩，从而追求一种集体信仰的规约性或信任资本的可靠性，这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从语言现象开始的符号学方法论更新的内在逻辑。

作者简介：陈卫星，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中山大学特聘教授。

原载钱中文、曹顺庆主编：《中外文化与文论》（CSSCI来源集刊）第30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版，第20-28页。

注释：

[1][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8页。

[2]Bougnoux, Daniel., Textes Essentiels des sciences de l’informa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Paris, Larousse, 1993.p.101

[3][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3页。

[4][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卷），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5][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3页。

[6]陈卫星：《传播的观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119页。

[7]法语大百科全书网址：http://www.universalis.fr/encyclopedie/mana-1/

[8][法]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陈卫星 王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5页。

[9][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邓正来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页。

[10][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邓正来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

[11][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5页。

[12][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77-86页。

[13][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集体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66页。

[14]Pierre Bourdieu,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Hayw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37

[15][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7页。

[16][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邓正来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

[17][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陈圣生、涂释文、梁亚红等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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